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多次强调，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放眼全球，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强国无一不是制造业强国；在现实中，制造业既是就业的蓄水池，也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今天，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智能制造正在重新定义产业边界。同时，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产业链加速重构，制造业的战略地位极为凸显。这些复杂变化都让我们对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合理比重、战略思路等有新思考新关注。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田杰棠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记者：中国经济半年报已经出炉，制造业发展亮点纷呈。您如何看待制造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它是否符合我们年初设定的目标？

　　先看规模。一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相比GDP增速高出1个多百分点，这意味着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是上升的。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7.5%。这显著高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2.8%的增速。三是以制造业产品为主的货物贸易出口增长7.2%。从这几个点来看，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特别是房地产等行业仍处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制造业成为了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发挥了重要牵引作用。

　　再看结构。一是高端装备引领增长。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过10%，快于制造业整体增速。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电气机械、汽车、电子等行业增长较快。二是高技术产品表现突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高于制造业整体增速2.5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等产品产量增速均超两位数。

　　整体上看，制造业不仅支撑了上半年的投资和出口需求，也是供给侧的核心增长动力，堪称“火车头”，挑起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大梁。同时，其结构升级特征明显。可以说，制造业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这也是“脱虚向实”、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的集中体现。

　　记者：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既离不开政策的推动，也是市场需求的体现。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还蕴藏着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您如何看待这些新趋势？

　　田杰棠：习多次强调，要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当前制造业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三化”上。

　　刚才提到的很多数据，其实都体现了高端化的进展。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少过去技术门槛较高的产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高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在制造业中的占比持续提升。

　　智能化方面也有不少亮眼表现。比如，我国工业整体的数控化率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制造业的融合逐步加深，人工智能应用于生产流程改造的案例日益增多。再如，我们提出发展“具身智能”，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方面的突破与工业机器人等机械装置结合起来，让机器人从过去简单执行机械动作，升级为真正拥有“大脑”的智能机器人。其他领域也能看到智能化的趋势，如新能源汽车向智能网联方向发展，手机、家电等终端产品正在迈向智能化革命等。这一智能化浪潮涉及制造全流程和终端产品，虽尚需时日，但趋势比较明确。

　　再说绿色化。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超过两位数，锂电池、风电装备等产品的出口增速也很快。“新三样”延续了以往的增长态势，在推动整体经济绿色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在风电、光伏等领域的装机容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不同于欧洲主要依靠碳市场倒逼的模式，我国绿色化转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绿色转型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使之成为内生动力而非单纯成本负担。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实现了“激励相容”——如果只是靠倒逼，转型更像是一种成本负担；而当绿色产业快速发展时，转型与增长的目标就能相互促进。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我国能成为全球绿色化转型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制造业在其中功不可没。

　　制造业之所以在“三化”转型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除了市场力量的推动，政策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去年开始，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动“两重”“两新”工作，今年“两新”政策还进行了加力扩围，支持资金增加到5000亿元，覆盖的产品目录也更多了。这些政策直接对接制造业的需求，实现了供给侧动力与需求侧政策的紧密配合。

　　当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包括行业内卷、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下降比较明显等。这意味着在供给侧不断升级、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我们仍面临需求侧的较大压力。这种压力目前看是阶段性的，但如果不能与居民增收、扩大内需战略有效结合，也可能演变成中长期压力，需重点关注。

　　记者：今年以来，由于关税战、科技封锁等严重干扰，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及出口都受到影响，怎么来认识这个影响？我们的产业体系该如何调整去应对和适应这些干扰？

　　田杰棠：受美国政府加征所谓“对等关税”的影响，上半年我国对美货物出口下降较快。这一过程与谈判进程紧密相关，呈现跌宕起伏之势。这表明，相关挑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未来仍可能面临变数。

　　然而，观察全局数据，虽然对美出口下滑，但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整体仍实现了7.2%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对新兴市场出口的强劲表现，对东盟、非洲等的出口增速达到两位数，同时，对欧盟的出口也有所增长。因此，从出口结构看，其他市场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美出口的损失。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情况主要还是由产品竞争力决定的，这既体现在高性价比上，也体现在不断提升的科技实力上。上半年机电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高达60%，出口结构不断优化。中国有能力为世界提供科技含量高且很多国家发展所需、消费者所依赖的“物美价廉”产品。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还是要发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规律的强大作用。基于此，我对中国制造业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当然，市场转移的过程充满挑战，需要大量企业付出艰辛努力。临时加征的关税，对特定企业和产业的短期冲击是巨大的。但我国制造业整体展现了较强的韧性，各级政府也积极作为，努力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成果来之不易。

　　展望长远，经济全球化正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应对之道，一方面在于继续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则在于持续扩大国内需求，使内需与外需形成有效的平衡与互补。这恰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之一。

　　记者：我们看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2014年降至30%以内，2024年又回落至24.9%，10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中央明确强调，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那么，我国制造业占比的下降是否属于过早过快？该如何具体理解“合理”二字？

　　田杰棠：2024年我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约为24.9%。从全球范围看，全球制造业平均占比约为15%。相较之下，我国仍高出全球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因此，不能简单地断定这个比例过低。制造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正如刚才提到的，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超过了GDP增速，这意味着其比重还在回升。在发展过程中，这一比重会有波动，并非持续单边下降。

　　不过，若以十年、二十年的跨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演变规律，参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这一比重下降有其内在合理性。它不仅仅取决于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制造业产品需求的约束。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速会下降，而对服务的需求增速则会上升。回顾过去几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可以看到服务消费增速明显高于商品消费增速。

　　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规律。假想在一个封闭经济体中，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其制造业增速及占比必然呈现下降趋势。当然，考虑到全球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外需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为世界各国提供产品，那么其制造业比重就可能高于一般国家。例如，德国制造业占比仍在20%左右。这与国家规模也有一定关系。从反面看，以拉美国家的发展历程为例，那些过早放弃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认识到这一长期趋势的同时，仍应努力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

　　当然，这个合理比重不是一个具体数值。在探讨制造业合理比重的“下限”时，我们可以将全球主要制造业大国的平均水平作为一个基准参考。如果我国制造业比重显著高于这一平均水平，通常可以认为处于合理区间，但比重最终仍由供需基本规律决定。当然，如果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在众多领域提供全球独一无二的产品，那么比重也自然高于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

　　总之，虽然很难精确设定某一年份的具体数值目标，但展望未来十年、二十年，我认为我国制造业比重至少应保持在20%以上，才与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称。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付出努力。

　　记者：既然制造业如此重要，为何不少国家会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甚至“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

　　田杰棠：制造业比重的升降，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国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以及相关政策的合理实施。此外，也和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状况、要素禀赋等基础条件以及国家文化特质有很大关系。例如，东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对成功，制造业发展也较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化中的勤奋和重视教育的传统，从而会提供较高素质的劳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国家对制造业重视不够，就可能出现比重过快下滑的情况。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复杂局面，欧美在高端领域实施出口管制，遏制产业升级；东盟等制造业成本较低的国家则在一些中低端领域对我们形成了强力竞争。若无整体战略规划，就可能出现“高端上不去、中低端转出去”的困境，造成制造业比重非正常骤降。要知道，缓慢下降可能是发展规律，但过快下降必然包含一定的人为因素，必须尽量避免。我们国家一直把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视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对制造业的整体前景以及保持合理比重是非常乐观的。

　　记者：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持这个合理比重？这不只是单纯对制造业进行投资那么简单，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事情。

　　田杰棠：没错，这确实涉及很多方面。从供给侧来说，要增加科技投入，往高附加值的方向突破，但也要注意，制造业就像个金字塔，附加值特别高的行业，市场规模本身其实比较小，整个制造业的“塔基”非常重要。像钢铁、化工这些最基础的工业原料，堪称“工业粮食”，甚至包括纺织业，都是我们衣食住行离不开的，保持其合理规模至关重要。培育打造高端产业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基础产业的稳定与发展。

　　从需求侧来看，现在外需遇到一些困难。内需方面，“两新”政策是重要的中短期刺激手段。但长期看，根本还在于提升国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增加劳动报酬占比等，并持续创造消费场景。唯有国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升，才能为制造业提供持久的内需支撑。

　　从国内外市场来看，外部挑战错综复杂，我们需要积极开拓如“全球南方”等新兴市场。这既是为了让我们的产品走出去，更是通过出口机电装备等帮助这些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互利共赢——他们提升制造水平，我们拓展市场空间。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大宗商品出现更新换代，也可能会带来新一轮消费升级，当年智能手机兴起就是典型的例子。人们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在现代社会中几乎寸步难行，不使用就会跟不上时代。这就是产品颠覆性创新带来大宗消费品整体升级换代进而创造刚性新需求。未来五年到十年，智能化产品很可能带来新一轮大规模消费升级和换代需求。例如，年轻人首购即新能源汽车，其增速远超燃油车，正显著带动消费；智能汽车、智能电器等产品，将来也会逐渐成为“不得不使用”的新刚需；应对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结构变化，服务机器人产业潜力巨大。这都属于供给创造需求。此类供给侧的重大技术突破和产品换代，能有效刺激新需求，形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

　　进一步看，就算外需压力大，如果我们的产品不仅仅是跟现有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竞争，而是在新兴产业涌现出一批新产品，比如我国的无人机产业，已经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种“人无我有”的新产品，有助于突破传统保护主义壁垒。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让这些产品成为刚需。

　　记者：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随着新技术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已不再是过去的制造业，其内涵外延都在发生变化，产业边界也在不断拓展。比如，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怎么理解这样一种变化？

　　田杰棠：“服务型制造”正深刻改变着制造业的传统面貌。这一趋势，有时也被称为“制造业服务化”。新技术赋能正推动其内涵外延剧变，持续拓展产业边界。

　　核心转变是从产品到“产品+服务”。例如，服装行业从标准化生产发展为大规模定制；家居领域“全屋定制”包含设计方案与智能系统集成服务，显著提升附加值。这呼应了“微笑曲线”理论，单纯的制造附加值低，而高附加值的研发和产品推广正与制造环节紧密结合，提升整体附加值率。新技术正在催生全新的“制造+服务”模式。

　　关键在于数字技术驱动变革。工业互联网发展，使平台企业能在用户授权下远程监测生产运行情况，主动预警故障并提供维护，变被动为主动服务，同时为确定研发重点方向提供重要参考。智能手机更新周期从一年延长至两三年，关键在于软件服务的持续迭代，而非硬件本身，体现出服务价值比重的上升。

　　融合使产业边界日益模糊。比如，“具身智能”模糊二三产业边界，这种融合业态难以简单归类，其本质是技术经济性不断变化驱动的资源配置优化。企业会根据成本变化动态选择内部生产或外包，这为产业统计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因此，我们观察到两种趋势。一方面，服务功能如研发设计从制造业分离；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又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甚至重新表现为制造形态。这种持续的融合与拆分，深刻改变着各产业间的结构比例。未来无论是经济统计、政策制定还是产业认知，可能都需要超越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才能更符合实际。

　　记者：制造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我们现在讲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如何理解当下的竞争力？

　　田杰棠：制造业竞争力的演变与国家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依托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产业升级，进而转向资金密集型；如今则更聚焦技术密集型领域。这种竞争力的动态迁移，本质是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升级迭代。当然，作为大国，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竞争力差异仍然存在。比如，中西部地区仍具劳动力成本优势，而东部地区需直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本竞争。

　　从世界各国看，制造业大国的核心竞争力各有特点。比如，美国以前沿科技见长，但工程化能力相对而言非其强项；德国、日本等国的“工匠精神”突出，以产品的精密性、可靠性、稳定性著称；而东盟国家则具有一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我国来说，除了较强的工程能力、不断升级的科技能力外，制造业竞争力还来源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双重作用。经济学上讲的规模经济，是指单一产品产量足够大时，平均成本会下降。我们国家经济体量大，特别是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为30%左右，规模经济是一个重要竞争力。

　　除此之外，范围经济也很重要。我们有600多个工业小类，某个产品的竞争力可能不体现为规模经济，而是范围经济，是生产网络带来的竞争力，而非单一产业链的竞争力。前阵子有篇网红文章举的例子很有意思：为什么一只烤鸭在我国一些地方能卖到20元钱？如果只生产烤鸭，靠的是规模经济，产量越大成本越低，但可能50元就是价格下限；能卖到20元，是因为除烤鸭肉外，鸭绒能做羽绒服，鸭毛能做羽毛球，鸭舌能做成麻辣小吃——这就是范围经济，单一商品永远达不到这个成本，也就没有这种竞争力。所以除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也是我们较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更有竞争力的优势。我国体量大，工业体系完整，带来了更多范围经济——很多行业能从同一原料产出不同产品，这是高度协作、效率很高的过程，在市场中自然形成。

　　记者：某种意义上竞争力不仅意味着比较优势，若竞争力足够强，还意味着一种引领。那么放眼全球，您觉得有哪些国家具备这种引领性的制造业竞争力？

　　田杰棠：全球制造业本就是“各显神通”的舞台。如果说制造业的科技引领，美国无疑是值得学习的对象；若论质量效益，日本、德国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还有些欧洲国家文化底蕴厚，其手工制品、奢侈品附加值非常高；讲到产品的时尚性，韩国也有不少可学之处。单个维度上这些国家各有亮点，但很难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强势。世界各国分工符合经济规律，需要合作共赢，不可能由一家独大。各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从不同角度为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供给，才是更理想的状态。

　　我国制造业的综合水平是比较突出的。论规模，占全球比重位居第一；论结构，拥有金字塔式的产业层次。当然，在科技水平、质量效益以及文化价值含量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比如现在很多国潮产品，就是在增加文化价值含量，这也是提高附加值的重要维度。同时，谈制造业竞争力，还要结合战略安全角度来理解。经济安全上，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部门，制造业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和规模。国防安全上，军民融合领域更要未雨绸缪。整体上，中国制造业正在走一条科技引领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多轮驱动的路子。使制造业竞争力更具引领性，既要让“塔尖”够璀璨，也要让“塔基”更牢固。毕竟14亿多人口的大国，吃穿用度、安全根基，哪样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制造能力。

　　记者：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制造业发展取得了好的成绩，那面向2035年，我们的制造业竞争力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来实现引领和领先？发展思路和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

　　田杰棠：回望过去，我国制造业发展成绩斐然。面向2035年，同样应设定一些发展目标，比如科技水平、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规模比重等。我们要朝着这些目标方向去努力，争取在外部形势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以正确的战略和不懈的奋斗取得更大成就。

　　也要看到，制造业发展是为了给全世界人民提供美好生活，而不是把其他国家挤得无路可走——这个世界的制造业份额不可能都由我们来占据。所以即便十年后，不同国家之间依然会有分工，依然会有各自的比较优势。我们希望我国制造业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这要基于全球分工来实现。总体领先的同时，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依然会呈现各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状态，我们会和更多国家实现合作共赢。

　　面向未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坚持把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上持续发力，推动制造业不断向前。具体来看，就是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避免过快下降；提升科技水平、质量工艺水平，增加产品的文化内涵以及其他能提高附加值的元素；对重点战略性行业给予关注，保持其发展势头和合理规模。

　　记者：站在更高起点上，聚焦建成现代化强国目标，制造业发展应该抓哪些重点领域？

　　田杰棠：可以分三个方面。先看传统产业。这不是“老古董”，而是“老树发新芽”。纺织业除了继续发挥劳动力优势，还可以向欧洲老牌服装、箱包、制衣产业学习设计底蕴和工艺沉淀。钢铁行业虽面临价格压力，但正处转型中。比如，随着电动车发展，硅钢需求增加，需调整钢材结构；高端制钢方面，日本制钢等企业的利润率仍高于我国多数钢铁企业，值得借鉴。传统行业都有各自努力的发展方向，同时要保持合理比重。

　　再看新兴产业。今天的“新苗”是明天的“顶梁柱”。目前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生物制药等正蓬勃发展，“新三样”和创新药的进步已引发国际关注。像船舶、大飞机等领域，10年后在国产化率、质量、规模上肯定会有更大变化，届时这些新兴产业将成为制造业的新支柱。

　　对于未来产业，国家已出台指导意见，后续可能有更多政策支持。对未来产业的投入需有保障，这关系到未来竞争力。即便投入的多个方向中只有几分之一成功，吸引来的高端人才也能在其他领域贡献力量，核心是要凝聚全球高端人才，进而提升未来产业的创新能力。未来产业的意义不仅在于自身发展，还在于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比如，人工智能正从未来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变，它与传统产业结合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投入未来产业时，应侧重通用性强的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等。这些通用目的技术辐射带动作用强，而非局限于单一细分领域。回顾历史，工业革命的推动正源于此。

　　总之，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的壮大，还是未来产业的布局，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关联、协同推进的。在这一过程中，以通用目的技术为纽带，让不同产业深度融合、共同发展，才能让制造业真正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坚实根基，在全球竞争中持续彰显活力与优势。（欧阳优）

　　“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实践——发展历程与理论探索”学术研讨会在米林市举行。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业务办公室主任胡绍皆,林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邓晓红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建惠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胡绍皆指出,本届论坛是一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学术盛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家涉藏高端智库,要强化咨政效能、理论创新和田野调研,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实践提供政策咨询和学术支撑。

　　杨建惠表示,今年正值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40年来西藏社科院已成为服务西藏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智库力量。未来期待与各研究机构深化合作、开拓创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西藏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邓晓红介绍,林芝市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现代化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发展之路。各民族在这片净土上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希望专家学者为林芝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共同书写青藏高原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经过主旨发言和分组研讨,与会专家学者形成了如下共识: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实践离不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方向指引和贯彻落实。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青藏高原的推进过程中,仍有一些议题亟待关注和深入开展学术化研究、学理化阐释。

　　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农牧大学和相关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50余人(含旁听人员)参加研讨会。

　　“五史”指的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整体讲的就是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中国的领导是“五史”的主线。本期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为时间轴，记录了建党百年来的光辉岁月。

　　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大会。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通过中国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中国正式成立。中国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中国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的成立，充分展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精神之基、精神之本。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将7月1日作为中国成立纪念日。

　　1922年7月16日－23日 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第一个党章，并通过决议案，决定中国加入共产国际。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1923年6月12日－20日 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大会决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以实现国共合作。大会规定员加入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大会以后，国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的各级组织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

　　1926年7月9日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到11月，基本消灭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在北伐战争中，以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屡破强敌。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领导的湘鄂赣等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1927年8月1日 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1933年6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发动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予以批准。此后，8月1日成为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

　　1927年8月7日 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27年9月9日以为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时进行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8年2月 率部打破江西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攻。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在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

　　1929年12月28日－29日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15日－17日 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为中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转进途中，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5年12月9日 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领导北平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形成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17日－25日 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作报告，系统阐述这一方针。

　　1937年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8日，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1940年8月20日－翌年1月下旬 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百团大战）。先后有105个团约20余万人参加。到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 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致开幕词，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大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把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三大战役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纲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总司令。下午3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广场隆重举行。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新纪元。中国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

　　1956年9月15日－27日 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致开幕词，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上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着重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过新修订的《中国章程》。

　　1978年12月18日－22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全会标志着中国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982年9月1日－11日 中国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600人，候补代表149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在致开幕词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大会通过新的《中国章程》。大会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 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大会通过《中国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

　　1992年10月12日－18日 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通过《中国章程（修正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97年9月12日－18日 中国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着重阐述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中国章程修正案》，把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2002年11月8日－14日 中国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114人，特邀代表40人，代表全国66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大会通过《中国章程（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2007年10月15日－21日 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73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明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大会通过《中国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2012年11月8日－14日 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68人，特邀代表57人，代表全国82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大会通过《中国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2017年10月18日－24日 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代表全国89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大会通过《中国章程（修正案）》，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党的二十大主题，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全面部署。大会批准了习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批准了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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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和北京卫蓝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下一代固态电池专用电池包技术。巴斯夫涂料业务部还与中国车企蔚来在德国明斯特签署意向书，旨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在汽车涂料领域的合作。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正深度参与中国产业链上下游协作，推动前沿新兴领域技术创新与应用。

　　作为中国化工领域重要的外资企业，巴斯夫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市场营销、技术服务和创新网络。近日，本报记者探访巴斯夫上海浦东科技创新园（以下简称“巴斯夫浦东基地”）和位于广东湛江的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感受巴斯夫持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在华创新研发、推动中国乃至全球化工市场蓬勃发展的积极行动。

　　走进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的巴斯夫浦东基地，现代化的研发大楼与远处黄绿相间的工业管道交相辉映。一个个创新方案从这里萌芽，为中国化工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增添动力。

　　早在1885年，巴斯夫就派出代表来到中国，开启巴斯夫在华纺织染料贸易。《拓新之旅——巴斯夫与中国缘起1885》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给企业家精神和投资提供了格外吸引人的空间。”

　　“巴斯夫进入中国市场140年，与合作伙伴建立起稳定、友好的合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巴斯夫在华发展迎来重要机遇，开始加大投资规模，持续拓展业务布局。”巴斯夫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楼剑锋告诉记者。

　　以巴斯夫大中华区总部所在地巴斯夫浦东基地为例，1994年，巴斯夫与中国企业在高桥镇成立合资企业。之后，合资企业变更为巴斯夫的独资公司，产品能级也不断提升。2012年，巴斯夫上海创新园成立；2015年和2023年，上海创新园二期和三期分别启用。

　　“上海创新园已成为巴斯夫亚太区最大的研发中心。”巴斯夫副总裁、上海创新园负责人韩玮表示，“10多年来，巴斯夫在上海创新园累计投资约2.8亿欧元，研发活动涵盖先进材料、化工过程、催化及研发数字化等领域，并聚焦可持续发展创新。”

　　巴斯夫浦东基地在高桥镇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是巴斯夫不断扩大在华业务布局的缩影。截至2024年底，巴斯夫在中国建设了30个生产基地，业务涵盖化学品、材料、工业解决方案、表面处理技术、营养与护理、农业解决方案等多个领域。

　　“巴斯夫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超过全球销售额的13%。到2024年底，巴斯夫与合作伙伴在大中华区累计投资约170亿欧元。”楼剑锋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市场。根据预测，未来10年全球化工行业增量的70%将来自中国。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我们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业务布局，满足中国各行各业的最新需求，提供更多可持续和创新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在广东湛江东海岛石化产业园区内，巴斯夫迄今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总投资额约100亿欧元的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正在建设中。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巴斯夫全球第三大生产基地。

　　“中国市场对巴斯夫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巴斯夫亚洲大型项目总裁林汉平说，未来中国将继续成为化工行业的关键市场，位于湛江的一体化基地将成为巴斯夫在中国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平台，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

　　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项目将包括一个计划年产100万吨乙烯的蒸汽裂解装置以及多个面向消费市场的下游产品生产装置。目前，项目首套工程塑料装置和首批热塑性聚氨酯装置均已投产。

　　林汉平说，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建设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广东省政府在选址方面提供了许多支持，事实证明湛江具有区位优势，是项目的理想地点。湛江市政府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让巴斯夫可以按照目标时间表建设项目。”

　　近年来，湛江市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逐步健全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重大外商投资项目落户，成为广东乃至全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利用外资水平的一个缩影。

　　湛江市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湛江市在项目立项初期即邀请国内石化、化工、水文、海洋、环保等领域权威专家组成工作团队；主动协调国家部委、省级部门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市区联动攻坚。项目所在地湛江经开区对巴斯夫项目规划图纸实行电子化在线审查、部门共享互认，减少项目方来回跑腿奔波。

　　此外，大件码头作为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建设期间大型装置、构件、模块运输上岸的主要通道，是一体化基地建设不可或缺的配套工程。为保障码头顺利开工，湛江交通、海事等部门积极响应企业需求，“量身定制”建设方案，推动巴斯夫大件码头顺利按计划建成使用，降低了项目化工装置原料和产品进出厂水路运输转运成本。

　　在2024年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中国国际橡塑展上，由巴斯夫、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及北京卫蓝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出的创新固态电池包亮相，可助力电动汽车在轻量化、热管理、安全性能和可持续性等方面提升表现。目前，这款固态电池包正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开发商业机会，有望促进全球电动汽车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巴斯夫持续加大在中国市场的研发投入，提高本土创新能力，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业和可再生能源等快速增长的领域，致力于与中国伙伴共同创新、携手共赢。”韩玮表示，随着巴斯夫在中国本土研发能力的提升，“诞生于上海创新园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不断为中国和亚洲的客户提供创新产品”。

　　2024年2月，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的一体化技术中心正式启用。巴斯夫中国新一体化基地发展、能源与碳管理总监张楠表示，巴斯夫与华南理工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覆盖科技创新合作、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双方还将以这一合作为契机，着力为化工行业培养更多人才，继续发挥人才在创新领域的核心作用。”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门永锋是巴斯夫亚洲开放研究网络的成员。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与巴斯夫的科研人员共同探究热塑性聚氨酯的结构和性能，为热塑性聚氨酯的进一步加工提供基础，使其满足不同使用需求。“开放研究为工业和学术界搭起了有效的沟通渠道，有助于修正我们的研究方向，促使研究进入工业流程。”门永锋表示。

　　亚洲开放研究网络是巴斯夫和亚太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联合研究的平台，旨在促进巴斯夫研发人员与学术界的交流合作。“自亚洲开放研究网络成立以来，巴斯夫及其合作伙伴已经完成了约200个联合研究项目，涵盖可持续材料、先进工艺、数字化、智能制造以及面向新能源汽车的解决方案等多个领域。”韩玮说。

　　“巴斯夫在中国有1.2万余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占比约为10%。”楼剑锋表示，“面对中国化工市场的新业态、新模式，我们顺应趋势，推出更多前沿材料和技术。”韩玮认为，中国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和青年科技人才规模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了科研交流。

　　谈及未来巴斯夫在中国的发展计划，楼剑锋表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畅通，高素质人才储备日益丰富，提振了包括巴斯夫在内众多外资企业的信心。“中国是全球化工市场重要的增长引擎，也是巴斯夫在全球的重要市场。随着湛江一体化基地建设的稳步推进，相信巴斯夫在华发展将迎来更多机遇。未来，巴斯夫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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