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建筑业的百年沉浮，是一部国家战略、企业抉择与时代浪潮同频共振的壮阔史诗。从美国战后席卷全国的基建狂潮，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建筑业的艰难转型，再到欧洲建筑企业的稳健创新，这些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犹如座座灯塔，为正破浪前行的中国建筑企业照亮了航道。

　　1900年美国城镇化率仅为39%，建筑业尚处于起步阶段。1933年大萧条后，罗斯福新政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拉动建筑业复苏，城镇化率突破56%。

　　二战期间，建筑业因军事工程需求快速扩张。1940年颁布的《国防设施法案》不仅为军事工程提供了高达170亿美元的专项拨款（相当于当时美国GDP的5%），在这一机制推动下，美国建筑业从1941年到1945年的四年间，军事工程合同总额突破350亿美元，占同期美国建筑市场总量的78%。

　　1945-1975年迎来黄金期，建筑业GDP从70亿美元跃升至1700亿美元，年化增长率达11%，城镇化率从60%提升至73%。这一阶段的核心驱动力来自战后重建、州际公路系统建设（艾森豪威尔1956年基建计划）以及能源项目（电站、石油管道）的爆发式增长。

　　1975-2005年，美国建筑业进入稳定增长期，建筑业GDP规模突破1.5万亿美元，城镇化率达81%。期间，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推动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逐步向多元化、专业化转型。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重要转折点，建筑业遭受重创，但随后在政策刺激下逐步复苏，2010-2023年仍保持6.8%的年化增长，规模达2.35万亿美元。

　　作为美国建筑业的标杆企业，福陆公司（Fluor）的百年历程折射出行业变迁中的生存挑战。成立于1892年的福陆，凭借在石油、天然气工程领域的技术积累，二战后逐步全球化，巅峰时期员工超5万人，2012年营收273.8亿美元。但其近年来陷入困境：2021年营收降至124.35亿美元，较峰值下降54.5%；2019年后净利润率与净资产收益率持续为负，资产负债率攀升至85.91%。

　　拥有130年历史的美国福陆，曾以能源工程叱咤全球，其危机根源在于“三个脱节”。一是业务脱节时代。在“十三五”期间，仍过度依赖能源化工（40%）和采矿基建（30%），错失绿色环保、政府服务等朝阳业态；二是市场脱节变局。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未能及时收缩欧洲市场，反而过度依赖美洲区域。三是战略脱节节奏。直到2021年才提出新业务计划，比同行晚了整整4年，组织僵化更使其“反应迟钝、动作缓慢”。

　　日本建筑业的发展轨迹与经济周期高度同步，经历了战后重建、高速扩张、泡沫破裂到温和复苏的完整周期，其应对市场波动的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945-1960年为重建期，战后重建及朝鲜战争带来的军事订单推动建筑业快速复苏，GDP年化增长10%，城镇化率从53%升至63%，建筑业GDP年复合增长率达14.5%。

　　1960-1975年进入黄金期，国内经济的发展及东京奥运会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爆发，建筑业GDP从0.89万亿日元增至14.32万亿日元，年复合增长率20.32%，城镇化率突破75%。

　　1976-1990年为成熟期，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倒逼内需扩张，公共投资持续加码，但建筑业增速放缓至7.26%。

　　1991-2010年的“失去的二十年”中，房地产泡沫破裂与老龄少子化导致建筑业GDP下降3.32%，年均破产企业超3000家，但城镇化率仍提升至90.8%。

　　2011年后，安倍经济学与东京都市圈再开发推动行业复苏，2022年建设订单创20年新高。

　　面对行业的巨变，作为成立于1892年的老牌企业，日本的大林组主要采取了两大战略。一是拓展全球市场。海外业务占比从2006年的12.6%提升至2021年的21.4%，北美与亚洲市场成为新增长点。二是实施精益管理。通过ICT技术构建新一代生产系统，覆盖调查、设计、施工、管理全链条，2022财年实现营收1.98万亿日元，净利率5.71%，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大成建设则以财务稳健性著称，通过持续去杠杆将资产负债率控制在日本四大建筑公司最低水平，2018年后自有资本比例维持在40%以上。其组织架构强调“总部-事业本部-支店”三级协同，人员配置向工程与技术倾斜，2022财年净利润达471亿日元，展现出强韧的抗风险能力。

　　欧洲建筑业以均衡化、可持续性为核心特征，其城镇化进程平稳，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去周期化”发展，法国万喜的成功堪称典范。

　　欧洲城镇化率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超50%，此后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城乡均衡发展格局。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建筑业增加值稳步提升，2020年德国达2030.8亿美元，法国1218.6亿美元。欧洲城镇化的突出特点是“逆城市化”现象显著，人口从大城市向小城镇迁移，推动生态建筑与旧区改造需求增长。

　　法国万喜通过“工程承包+特许经营”的双轮驱动模式，实现了穿越周期的持续增长。2023年其营收达688亿欧元，净利51.02亿欧元，净利率7.41%，位列ENR 国际承包商第一。其核心逻辑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商业模式创新。从单纯工程承包（2000年以前），到承包与特许经营双轮驱动（2000年—2008年），最终确立以高利润特许经营为核心（2008年之后）。2023年，其特许经营营收达到109.32亿欧元，占比15.9%，却贡献59.9%的净利润。

　　二是全球化视野。截2023年，法国万喜55%收入来自海外，覆盖120个国家，深耕欧洲同时，积极开拓亚太、拉美、非洲市场。

　　三是运营的专业化。在法国万喜的运营业务中，高速公路与机场合计贡献超九成特许营收，成为企业重要的利润引擎。其中，万喜在高速公路领域展现出极强的专业壁垒。作为法国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特许运营商，其掌控的4443公里路网不仅占据全国收费公路约50%的份额，更在法国高速公路总里程中占比超35%，形成显著的规模优势。机场运营同样表现亮眼，2022年其管理的65个机场服务客流量突2.1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6.8亿欧元、净利润5.1亿欧元，净利润率达19%，凸显出专业化运营的高效能。

　　四是前瞻性布局。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法国万喜早早锚定2050年碳中和目标，在循环经济领域积累了行业领先的技术专利，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核心发展框架，以系统性布局深度契合时代命题。

　　五是活力管理。通过“分散经营+集中管控”的模式实现灵活性与效率的精准平衡。其全球28万员工借助一体化信息系统形成高效协同网络，而投资、执行、协调三大委员会则构成战略落地的刚性保障机制，从组织架构到执行层面构建起兼具活力与韧性的管理体系。

　　中国建筑业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关键期，2023年建筑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8%，但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5.7%，行业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国际经验为中国建筑业提供了五大核心启示。

　　笔者对比了2016-2020年主要8个经济体建筑业增加值与GDP的占比数据，发现以下两个现象。一是发展中国家建筑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普遍比发达国家高。印尼建筑业增加值与GDP占比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中国、印度建筑业增加值与GDP占比在7%左右的水平。美国经济发达，建筑业增加值与GDP占比较低，为4.3%左右，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建筑业增加值与GDP占比也比发展中国家低。二是建筑业是一个永恒的行业，不会消失。经济高度发达后，建筑业在GDP中也会有一席之地。以美国为例，近十年以来，美国建筑业GDP增加值一直在4%上下小范围波动。

　　根据上述两点发现可以推算，假设中国建筑业增加值在GDP占比每年下降0.2%，中国建筑业增加值与GDP的占比从2022年的6.9%下降到4%需要15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建筑业至少还有15年的增长时间。

　　参照欧洲逆城市化趋势，旧区改造、生态修复、智慧城市等需求将持续释放，预计到“十五五”期间市场规模超20万亿元。

　　从厂房及建筑物竣工面积来看，其从2020年的4.85亿平方米增长至 2024年的6.91亿平方米，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具体而言，低空经济的政策支持带来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AI 机器人产业的兴起也对专业厂房和研发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5G基站、数据中心、特高压等 “新基建”领域保持10-15%增速，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新引擎。

　　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能源安全、水利生态安全、粮食安全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显著扩容，成为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重要发力点。从具体领域看，能源安全相关建设机会在：核电项目稳步推进，西北区域风光电基地规模化开发提速，深远海风电商业化应用加速落地，储能配套设施建设同步跟进，共同构成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支撑。水利生态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则呈现长期景气态势，预计未来5-10年将保持年均15%的增速，年市场容量可达1.5-2万亿元，在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等领域形成持续投资空间。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年市场容量约5000万元，随着政策推动力度加大，高标准农田、节水农田等设施将逐步释放，成长潜力值得关注。

　　法国万喜的“特许经营+承包”模式证明，建筑业价值链延伸能显著提升抗风险能力。

　　工程建设组织模式是建筑业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先进的生产关系有利于减少沟通协同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总体而言，工程总承包模式比传统的DBB模式组织成本更低，中国目前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2023年中国勘察设计行业中国总承包营业收入约为4万亿。建筑业没有工程总承包营业收入的统计，根据笔者走访的企业数据来估算，建筑业的工程总承包营业收入不到4万亿，以4万亿计算，中国工程总承包营业收入为8万亿，2021年建筑业总产值约为28.3万亿，即可以看作工程总承包营业收入占建筑业的27%左右。

　　美国工程总承包模式占比逐年提升。到2021年，以DBB模式发包的工程占比从2013年27%下降到19%；以DB模式发包的项目从39%上升到44%；以CMCC/CMAR模式发包的项目占比从32%上升到35%。

　　通过设计、采购、施工全链条一体化管理，可实现成本降低10%-15%的显著效益，目前中建、中交等头部企业已构建起成熟的EPC管理体系，在整合资源、提升效率方面形成核心竞争力。

　　可借鉴万物云从传统物业服务向城市空间综合运营的转型路径，积极拓展停车场、产业园区等多元化运营场景，通过长期化、精细化运营挖掘资产增值空间，打造可持续的收益增长极。

　　借助产业基金、REITs等金融工具激活存量资产流动性，中交集团并购碧水源等案例已充分印证，资本运作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既能优化资源配置，更能为企业开拓新的增长维度，释放产融联动的乘数效应。

　　法中国建筑企业国际营收占比平均不足5%，远低于万喜的46%，国际化仍是重要突破口。在建筑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中外建筑企业还有较大的差距。

　　笔者统计了自2011-2021年排名前20的企业的国际化率的数据，将数据分为平均值、国内企业、国外企业三类。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11年的13.4%，及至2013年上升到最高点24.7%，至此一路下滑，直至2021年的9.9%；而同期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排名前20的“外国企业”的国际化率基本稳定在60%-70%的区间范围内。当然，中国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业务体量上来了，这也导致了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排名前20家的平均线一路下滑，也就是说中国企业拉低了平均线中国企业、外国企业国际化率

　　初期采取“借船出海”策略，依托与制造业的协同合作切入新兴市场，重点聚焦沙特、印尼等基建需求旺盛的国家——重点关注2024年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中具备显著的市场潜力。

　　，着力构建属地化运营网络，其中电建在东南亚设立区域总部的成熟模式，为全球网络搭建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值得推广借鉴。

　　，通过并购国际优质企业直接获取核心技术与品牌资源，以资本为纽带加速全球市场渗透，实现从参与到引领的能级跃升。

　　日本大林组的技术创新与美国建筑工业化实践表明，技术是突破增长瓶颈的核心动力。

　　代表建筑业先进生产力也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装配式建筑；另一个是智能建造。从数据上来说，中国建筑业这两个指标上与国外发达国家建筑业还有一定差距。

　　2021年中国新开工装配式面积达到7.4亿平方米，占新建建筑面积的24.5%。其中上海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为91.7%，北京市40.2%，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和海南省均超过30%。但中国装配式主要依靠政策推行，体系不成熟，市场化程度不高。根据不完全统计，业内企业投资的工厂60%亏损，20%-30%保本持平，线年才能把投资收回。而美国的住宅用构件和部品的标准化、系列化、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很高；从美国实际的产业情况来看，工厂化生产的装配式住宅与建筑的部构件及其组件，每平方英尺造价比传统方式低30%-50%。以1997年数据为例，当年新建147万套住宅，其中工业化住宅113万套，占比77%。

　　在数字化领域，根据《2017年中国建筑行业盈利情况分析及预测》，中国建筑企业信息化率只有0.03%，国际建筑业信息化水平是0.3%，我国建筑业信息化率与国际建筑业信息化率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高达10倍左右。中国建筑业中BIM使用率达到30%以上的企业仅占19%，远低于北美的52%以及欧洲的34%。

　　。通过全面推广BIM 技术、数字孪生系统与建筑机器人等前沿应用，推动施工流程智能化升级。例如中建八局已实现钢结构施工90%自动化，展现出智能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

　　重点发展装配式建筑与低碳建材，通过全链条技术创新降低单位产值能耗，构建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低碳发展模式。

　　可参照美国HUD 标准建立部品部件全品类标准化体系，以工业化生产模式压缩成本、提升品质——据测算，这一转型有望将住宅建造成本降低30%-50%，为行业带来降本增效的革命性突破。

　　日本大林组与大成建设的生存实践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律：当行业环境承压时，市场竞争必然加剧，而“核心能力”正是企业抵御风险、存续发展的根本依托。

　　通过系统性管理革新实现成本最优：一方面强化低效无效业务与组织的精准治理，剥离冗余环节；另一方面优化人员配置机制以激发团队活力，并创新项目管理模式提升全流程效率，从“人、事、组织”多维度构建成本竞争壁垒。

　　坚持“深耕为王”的布局逻辑，聚焦高潜力市场“到有鱼的地方捕鱼”，追求区域布局的质量而非数量。具体可从产品体系、市场体系、客户体系、承揽体系、资源体系、人才体系六个维度系统发力，通过构建全方位的区域作战能力，稳步提升市场渗透率与区域话语权。

　　世界建筑业的发展史，是一部国家战略、企业战略与技术创新交织的壮阔史诗。美国福陆的警示、日本大林组的精进、法国万喜的卓越，共同为中国建筑业勾勒出未来的航标——

　　唯有以终局思维布局战略，以核心能力锻造内核，以模式创新重塑价值，以全球视野开拓疆域

　　，方能在新型城镇化的“后半程”与高质量发展的巨浪中，行稳致远，筑就辉煌。

　　在青山碧水之间，在方寸舞台之上，一首悠扬的歌曲、一台动听的秦腔，一场美妙的晚会……正以破竹之势穿越时空的壁垒和时间的隧道，传颂着古老文化在现代浪潮中的新生传奇。洋县剧团在戏曲这片厚土上，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在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前瞻现代视野的戏剧领路人张文剑团长的引领下，从坚守传统到拥抱创新，从乡间戏台迈向全国舞台，走出了一条传统戏曲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破圈之路，也让剧团涅槃重生，回归大众视野。

　　踏入洋县剧团展厅，百余张见证剧团艰辛发展里程的图片和荣誉奖牌让人眼前一亮，为之震撼。而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画面、极具含金量的奖牌背后又都珍藏着一桩桩感人的故事。

　　洋县人文底蕴深厚，文化源远流长。在明清时期就有民间戏班等演艺组织。洋县剧团就是在清末民初原旧戏曲班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文化艺术团体，距今已超过百年。

　　1950年，著名桄桄戏老艺人程海清聘集30余名桄桄戏艺人恢复旧班社“新民社”，又招聘十余名秦腔演员，于1951年3月成立洋县新民秦剧社。在这一时期，剧团配合政府开展的系列运动排演新剧目，颇受群众欢迎。

　　1952年2月，洋县人民政府接收剧社，成立洋县人民剧社。聘任教师3名，招收学员26人，开始由过去单一的传统戏排演开始向现代戏转变，秦腔逐渐成为洋县主要剧种，成为传承和发展地方戏曲文化的中流砥柱。

　　建团初期，条件异常艰苦。排练场地狭小昏暗，演员们只能挤在一处，在有限的空间里反复揣摩动作与唱腔。夏日，酷热难耐，演员们汗流浃背，却依旧全情投入排练，嗓子喊哑了，喝口水润润继续练唱，冬日，寒风刺骨，手脚冻得麻木，而演员们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依然刚劲有力，充满暖意。 那时的服装道具十分匮乏，一件戏服往往缝缝补补多次，但在演员们全身心的表演中依然在舞台上展现出别样的风采。许海中、李义堂等一批优秀演员也脱颖而出。

　　1955年，传统剧《火焰驹》、《马房杀子》轰动西安剧坛。1956 年，剧团以汉调桄桄《打路》等戏参加陕西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获得好评，展示出洋县剧团的实力，也迈出了走向更大舞台重要的一步。1957 年、1960 年，秦腔《白蛇传》、《大破天门阵》等剧目分别参加汉中地区戏剧会演及陕西省青年演员会演，引起强烈反响。1964年自编现代剧《焦裕禄》，连演40场，在县内外影响深远。这些成绩的取得，背后是演员们无数个日夜刻苦训练的结果。

　　1974年，洋县人民剧社更名为洋县剧团，调回部分演员，并招收培训学员40人，一批戏剧新秀占领舞台，先后排演现代戏《红灯记》等8个“样板戏”及其它传统剧目，在全县城乡演出，深受群众喜爱。

　　历经岁月的洗礼，剧团不断发展壮大，以秦腔、汉调桄桄等传统剧种为核心，将地方文化的精髓融入每一场演出之中。他们扎根乡土，汲取民间艺术的养分，创作演出众多深受群众喜爱的剧目，为地方戏曲的传承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成为陕南地区戏曲艺术的一面旗帜。

　　“刚进入剧团，我的演技水平很不到位，通过不断练功和外出学习，现在我感觉进步很大。”赵凡说。

　　1984年，在原剧场基础上建起新剧院，面貌焕然一新。随着机构改革，实行团长负责制，洋县戏剧事业既迎来美好前景又面临新的挑战。

　　1988年到2007年，随着时代的变迁，娱乐方式日益多元化，戏曲市场受到巨大冲击。观众数量锐减，演出场次减少，剧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全团65人，县财政每年拨付3万元，这杯水车薪逼着剧团开始走向商业演出。农闲时每天两场戏，一年演出300余场，每场补助5角到5元，演员月收入60多元，不演出时又当起商贩，卖冰棍、摆地摊，虽苦也乐。尽管工资少，但大家对剧团对演出仍情有独钟，一有召唤，立即回团。

　　“空余时间我就近打工，有演出我就回来演戏。尽管工资少，我还是舍不得离开舞台。”提起剧团的过去，演员张智泉如数家珍，满含激情地说。

　　从2012年至2018年，随着剧团秦腔演员及乐队演职人员年龄结构逐渐老化，退休人员逐年递增，秦腔演出难以持续正常开展。在此期间，剧团主要依靠综合歌舞表演维持运营，在部分特定场合仅能以折子戏或清唱等简化形式进行演出。

　　“我深刻意识到，洋县剧团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戏曲院团，承载着几代艺术家的心血与坚守，决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中断传承。加之洋县剧团是汉中市九县两区中仅存的专业秦腔演出团体，更觉责任重大。”面对尴尬境地,如何重振剧团雄风,团长张文剑如是说。

　　在发展艰难的岁月里，演员们为了生存，除了摆摊打杂挣钱，一度为红白喜事奏乐演唱也成为常态。一个县级剧团为何沦落这种地步，群众不禁产生疑问，职工也为此纳闷。

　　作为汉中市仅有的一家县级秦腔剧团，为进一步推动发展,振兴秦腔，重塑剧团品牌,剧团从挖掘、传承、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在人才培养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团长张文剑坚定提出，团内演员须向“一专多能”方向发展，并力邀尚能参与演出的退休老师回团指导，全力推动秦腔艺术的系统传承。

　　2019年7月，剧团邀请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白玉兰奖榜首艺术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艺术职业学院特聘教授李东桥老师进行为期二十天的集中排训。同时，指导该团参与陕西省“名家下基层传艺”选定剧目《伍员拆书》的排演。同年12月，剧团赴西安参加全省十七家院团结业汇报演出，荣获优秀表演奖。座谈会上，专家一致感慨：“未曾想到陕南地区会有这样的秦腔院团，一个基层团体能够将《拆书》一剧成功搬上戏曲最高学府的舞台，并展现出如此高水平的艺术呈现，实属不易。”

　　自2021年起，剧团主动与陕西艺术职业学院及省戏曲研究院建立合作关系，每年定期选派演员赴院校进行戏曲理论与基本功培训，并正式签署校团合作协议。学院授予洋县剧团“学员实践与就业基地”称号。团长张文剑带头拜师秦腔领军人物李东桥，成为入室弟子。

　　近年来，演员坚持每年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戏曲专业培训。先后选派薛博、李晓慧分别到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学习进修。使一批演员逐渐成为多“栖”人才。如今，每天清晨，剧团院内就会响起悠扬动听的歌声和唱腔，练功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功课。

　　多年来，该团始终将剧目创作作为核心生命力，扎根地方文化沃土，在传承传统戏曲精髓的同时，积极拥抱时代变化，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聚焦社会热点与时代主题，

　　用一个个鲜活的剧目讲述着本土故事、传递着时代精神，每一部作品都镌刻着 “洋县印记”。《山乡那片红》、《封城那些事》、《初心》等10余个剧本获得省市优秀剧本奖。

　　“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一段段悠扬婉转、耳熟能详的秦腔折子戏萦绕在群众的耳畔。剧团常年开展“送戏进万村”“送戏进景区”“送戏进校园”等文化惠民活动，把流动舞台搭建到村头、旅游景点、校园广场。他们用铿锵锣鼓、优美唱腔、生动情节、精彩表演，让更多的人近距离感受到秦腔的魅力。

　　文化惠民，是洋县剧团始终坚守的使命，他们坚持把戏曲带到农村,把快乐带给群众。

　　6月26日，当洋县剧团来到龙亭镇平溪村时，舞台下早早便聚集了期待已久的村民。演员们身着精美戏服闪亮登场，精湛的表演吸引了观众的目光。演员们的唱腔或婉转悠扬，或高亢激昂，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优美的身段，随着音乐节奏灵动变化，将剧中人物的情感和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台下的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喝彩声、鼓掌声此起彼伏，许多村民还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瞬间。

　　在送戏下乡中，洋县剧团不仅带来传统戏曲，还不断创新演出形式，采用 “文艺演出 + 宣讲 + 志愿服务” 的模式，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唱讲党的创新理论、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文艺搭台、理论唱戏”百姓宣讲活动，向群众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广大群众学习党的重大决策和惠民政策,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在纸坊街道办事处巩家槽村，秦腔现代折子戏《西京故事》的演出让群众欢呼不断。演员们用朴实的表演，将现代生活中的故事搬上舞台，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无论是传统的经典剧目，还是反映新时代农村生活的现代戏，都深受群众喜爱。每一场演出，都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看，现场气氛热烈非凡，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的戏曲表演。

　　同时，围绕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孝老爱亲、法治宣传等主题，精心创作排演了一系列贴近群众生活的节目。《移风易俗新风尚》《接访》《么六八一路发》等高水平的音乐快板、小品表演，既为乡村生活增添了色彩，更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接受新思想、新理念。

　　2018年，剧团配合中日文化交流，赴日本演出，赢得好评。配合洋县旅游推介，先后到上海、甘肃、西安等地演出20余场，展示洋县形象。

　　近年来，剧团“戏曲进乡村”惠民演出足迹遍及全县，还延伸至学校、敬老院等，累计演出300余场。真正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文化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落地生根，让文明之花在乡村处处绽放。

　　岁月斑驳，沧桑如画；鼙鼓征程，永不停歇。洋县剧团百年发展历程，犹如一首荡气回肠的主题诗篇，一段奔流疾进的雄浑乐章。百余载，洋县剧团一代代人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群众、繁荣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前赴后继，奋发有为，历经创业、发展、改革、突破、蜕变的曲折历程，先后有60余人获得各种奖励。近年来剧团累计斩获各类奖项50余个，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表演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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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的全称是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是一种能够按照事先储存的程序自动高速的进行大量数值计算和各种信息处理的现代化智能电子设备，由硬件和软件所组成。总的来说，中国计算机行业经历了从初创期到现在的持续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技术不断创新，创造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未来也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纵观中国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本文节选自华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计算机（电脑）市场现状、产业链上下游及发展趋势分析「图」》，如需获取全文内容，可进入华经情报网搜索查看。

　　计算机行业主要包括硬件、软件两大类。计算机硬件的上游为半导体行业中的基础材料，由基础元器件和核心工艺构成，硬件中间产品主要有CPU、内存、硬盘、GPU、各种ASIC、NP、FPGA等芯片类半成品；通过设计、制造、组装、加工等一系列工作装配成计算机硬件产品，通过相关软件，驱动使其成为实现某种特定功能的产品。计算机行业下游主要面向个人消费者、各大企业、各大教育机构等。

　　在计算机系统中，软件是计算机系统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策引导下，我国软件产业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具有较强的活力和潜力。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3.5万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为10.81万亿元，迈上十万亿元台阶，盈利能力保持稳定。

　　华经产业研究院为助力企业、科研、投资机构等单位了解计算机行业发展态势及未来趋势，特重磅推出《2025-2031年中国计算机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本报告由华经产业研究院研究团队对计算机行业进行多年跟踪研究，使用桌面研究与定量调查、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解读计算机行业市场发展现状、上下游产业、竞争格局及重点企业等相关因素；科学运用研究模型，多维度对行业投资风险进行评估后精心研究编制。

　　第二节 2020-2024年全国及各省市电子计算机整机所属行业产销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20-2024年全国及各省市电子计算机整机所属行业资产负债分析

　　第四节 2020-2024年全国及中国各省市电子计算机整机所属行业规模分析

　　第五节 2020-2024年全国及各省市电子计算机整机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9月13日，在2025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现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2019）》（丛书）推介活动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2019）》（丛书）立足“国史”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的编年、纪事、人物志、大事记、史料研究等体例与方法，深入系统地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书写、呈现、剖析1949-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发展历程全景图像。

　　据丛书总主编刘青介绍，该丛书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19492019）》打造，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全国10多所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丛书核心聚焦三大目标梳理1949年以来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挖掘在中国领导下，中国体育走出独特发展道路的深层逻辑；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新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其填补了从“国史”视角全方位研究新中国体育发展的空白，既是体育事业的全景记录，也是了解中国体育的重要窗口。

　　如今，足球是地球上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全球数十亿人都在为这项运动欢呼。那么，足球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的呢？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项美丽运动的完整历史，了解它从古代起源到现代化的演变过程。

　　足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公元前200年左右，人们在汉代就玩起了一种叫做“蹴鞠”的游戏。这是一种将填充羽毛的皮革球踢进网中的活动，甚至被皇帝用作训练士兵的方式。与此同时，在古希腊和罗马也有类似的踢球游戏，如“Episkyros”和“Harpastum”，这些游戏不仅考验身体素质，更体现了人类的社交和团结意识。

　　进入中世纪，足球在英国逐渐兴起，但形式却十分混乱。12世纪和13世纪，城镇之间的比赛更像是一场混战，数百名村民在泥泞的街道上追逐一个充气的猪膀胱。比赛时常没有规则，甚至可能持续数小时，造成了当局的担忧。国王爱德华二世对此表示反对，甚至曾颁布禁令，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19世纪，足球的现代化进程开始。随着英格兰学校和大学的参与，足球的规则逐渐得到统一。1863年，足球协会（FA）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足球的诞生，之后的足总杯比赛也为足球的组织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足球的规则在英格兰确立，足球运动也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19世纪90年代，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等南美国家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足球文化。1904年，国际足联（FIFA）在巴黎成立，旨在通过足球促进全球团结。1930年，首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吸引了全球的关注，标志着足球进入了国际舞台。

　　20世纪中期被称为足球的黄金时代，传奇球星如贝利、克鲁伊夫和马拉多纳相继崛起。贝利在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首次亮相，打入六个进球，成为足球的代名词。而克鲁伊夫则推广了“全攻全守”的战术，改变了足球的战术思维。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上的“上帝之手”进球至今仍被球迷津津乐道。

　　进入21世纪，足球的发展也伴随着金钱和媒体的影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观赛人数达到35.7亿，创下历史新高。足球的商业化和职业化程度不断加深，顶级球员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如梅西和C罗的职业生涯收入均超过十亿美元。

　　现代足球不仅在男子赛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女子足球也逐渐受到重视。2019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吸引了超过11.2亿观众，显示了女子足球的巨大潜力和未来发展空间。

　　足球的历史是一部文化交织的史诗，从古代的蹴鞠到现代的世界杯，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人类社会的缩影。每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不同的变化与挑战，足球的魅力在于它能够跨越文化与国界，连接全世界的心灵。足球的故事依然在继续，未来也将会有更多的传奇在这片绿茵场上书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消费是生产的关键动力和重要目标。从长远看，加快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因此，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32次提及“消费”一词，部署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并强调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

　　金融服务是消费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消费金融公司作为专营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在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消费金融公司发展还面临一些约束和问题。应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加大支持力度，推动消费金融公司高质量发展，激发消费金融公司“乘数效应”；消费金融公司应积极践行负责任消费金融理念，从产品适当性、业务模式持续性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更好地服务实体、服务大众、服务国家。

　　自2010年首批4家试点消费金融公司获批成立以来，消费金融公司已走过15个年头。回望历史，消费金融公司发展历程大概分为试点探索期、规模扩张期、整顿调整期和规范发展期四个阶段。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效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对国内外消费金融行业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2009年7月，原中国银监会颁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并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成都四地各批准一家机构进行试点。2010年3月起，北银消金、中银消金、锦程消金和捷信消金4家试点公司相继获批成立，标志着我国消费金融公司作为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正式诞生。

　　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和金融科技发展，消费金融公司迎来快速发展机遇。2013年11月，原中国银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修订稿）》，扩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范围，新增10个试点城市。同时，根据《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允许港澳金融机构在广东设立消费金融公司。至此，全国共有16个城市放开消费金融试点。2015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原本在16个城市开展的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大至全国；审批权下放到省级金融监管部门，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国内外银行业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成熟一家、批准一家。

　　此后，国内消费金融公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5—2016年共设立12家消费金融公司，是此前5年时间设立总和的两倍。这一时期设立的招联消费金融公司（以下简称“招联”）因在消费金融行业率先打造了纯线上模式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2023年，原中国银保监会非银部在《中国金融》发文指出：“2015年，招联率先探索纯线上业务模式,标志着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起点。”

　　消费金融公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过度营销、违规参与“现金贷”业务、非法催收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2017年12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印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明确强调未依法取得经营放贷业务资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放贷业务。之后，原银监会非银部对各银监局下发函件，要求规范整顿辖内消费金融公司参与“现金贷”业务工作，禁止消费金融公司通过P2P网络借贷撮合等任何方式为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提供资金发放贷款；禁止消费金融公司通过签订三方协议等方式与无放贷业务资质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

　　这一阶段，消费金融公司设立速度有所放缓，2018年和2019年都仅设立一家，分别为金美信消费金融公司和中信消费金融公司。截至2019年末，全国共有26家消费金融公司。同时，消费金融公司业务增速也有所放缓。2019年，26家消费金融公司资产规模同比增速仅为28.67%。

　　2020年12月，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试行）》。2024年3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消费金融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从长远看，《管理办法》对于规范消费金融公司经营管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消费金融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消费金融公司高质量奠定坚实基础。《管理办法》发布后，消费金融公司积极行动，充分响应监管制度要求。例如，2024年以来，锦程消费金融与中信消费金融宣布增资，中银消费金融收购其他股东股权。其中，京东集团以65%股权控股捷信消费金融公司并更名“京东消费金融”，成为《管理办法》发布后，平台公司以股权重组获取消费金融公司牌照的第一例。

　　目前，全国共有31家消费金融公司，行业主体进一步丰富。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末，消费金融公司资产规模及贷款余额分别达13848.59亿元和13456.0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58%和16.66%，业务规模稳步增长，成为助力提振消费的重要金融力量。

　　消费金融公司作为我国消费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解决商业银行对个人信贷需求覆盖不足、响应效率不高等问题，在拓展普惠金融覆盖面、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消费金融公司发展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拓宽普惠金融覆盖面。消费金融公司作为我国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一直以来坚持下沉市场和长尾客户的客群定位，重点支持了新市民、县域居民等普惠群体的消费信贷需求。近年来，消费金融机构不断扩大普惠金融受惠面，服务客户总人次由2017年的5691万人次增长至2023年3.7亿人次，年复合增长率36.62%。2023年，17家消费金融公司新增客户数同比增长超过50%，多家消费金融公司的征信白户客户比例超过20%，进一步拓宽普惠客群的覆盖面。例如，招联为满足数亿奋斗者生活周转资金需求，创新推出以“自信”“自愈”为代表的数智化“自服务”体系，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信息壁垒，切实提升了用户体验。截至目前，“自信”已累计为超1500万客户调降利率和无条件减免利息；“自愈”则已累计服务超200万客户，帮助纾困42万人次。

　　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消费者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基本生活需求，而是更加注重服务品质、体验和个性化。消费金融公司有别于商业银行的业务定位和发展模式，其业务开展与消费场景结合更加紧密，合作商户涵盖教育、旅游、健康等多个领域。消费金融公司结合消费场景，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实现金融服务与消费场景的有机衔接，有效地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形成“消费金融服务—助力消费升级—改善生活品质”的正向循环。例如，中信消费金融公司针对新蓝领、新白领、新创客等客群普遍面临刚性支出多、保障性低、资产或抵押物不足等问题，创新推出“有期贷”产品，并配套多项优惠活动，以满足新型产业工人、专精特新企业员工、新市民等客群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助力奋斗者从“落下脚”变成“扎下根”。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升级转型阶段。在这一关键时期，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较难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效果，而消费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需求中则能发挥更大作用。金融支持消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消费信贷等金融产品能够有效打破借款人当期预算约束，释放潜在消费需求，助力经济增长。近年来，消费金融公司通过助力激活消费市场、畅通经济循环，日渐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培育新增长极的重要参与主体。例如，2024年下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叠加金融对消费的大力支持，拉动了消费的回升，推动形成了“消费—金融—产业”的良性循环。近期财政部联合相关部门发布《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明确将招联消金、蚂蚁消金、兴业消金、中银消金纳入实施机构范围，肯定了消费金融公司在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消费金融公司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消费升级的同时，也面临行业分化加剧、多头借贷、资产质量承压、数字化能力参差不齐等不足和问题，需加以关注。

　　行业分化加剧。近年来，消费金融机构间“马太效应”加剧，头部与尾部分化明显。头部消费金融公司凭借雄厚的股东背景、强大的科技实力、较低的资金成本和精准的风控能力，在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和增长潜力上持续领跑；而大量中小消费金融公司则在资源禀赋、融资成本、科技投入和合规压力等多重挑战下艰难求生。这种分化进程导致市场集中度快速提升，2024年，资产排名前五的消费金融公司资产余额合计达到6924.62亿元，占整个行业的一半。

　　多头借贷问题难以杜绝。我国征信体系建设起步较晚，部分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的借贷记录尚未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市场化征信机构覆盖范围尚不完整，容易被一些用户钻空子，在多平台同时借贷成为可能。对于消费金融公司而言，由于难以全面、准确、及时地衡量借款人的信用情况，容易出现过度授信、多头授信等情况。用户一旦出现过度借贷，就有可能发生“借新还旧”“以贷还贷”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风险的不断扩大，影响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近年来上升较快，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处于高位。

　　资产质量面临一定压力。消费信贷业务规模的快速增长叠加实体经济需求疲软、居民收入预期下降等因素，消费金融公司资产质量面临一定压力。2023年，消费金融公司不良贷款的整体规模为246.3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14%，较2022年下降0.08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为化解不良贷款压力，消费金融公司加大了资产的处置力度，2025年以来，已有15家消金公司挂牌118期不良贷款项目，挂牌资产未偿本息金额总计达到359.9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7.24%。消费金融公司正在通过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等措施，减轻发展包袱，提高供给能力。

　　数字化能力参差不齐。头部消费金融公司长期保持高比例的科技投入，研发团队规模庞大且持续引进高端科技人才，数字化能力强。例如，招联是同业首家以科技人员为主的公司，科技成为业务发展的坚实底座。此外，从科技投入来看，招联的研发投入占收入比例近5%，显著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而一些尾部消费金融机构缺乏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过度依赖第三方获客引流和技术合作，难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资本补充渠道受限。消费金融公司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主要依靠股权资金、同业借款、同业拆借、金融债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等方式筹集资金，其中同业资金占总负债的比例普遍超过80%，只有少数消费金融公司获准开展发行金融债券和ABS业务，但实际发行规模仍然不大。此外，目前国内消费金融公司暂未公开上市，不满足发行优先股的条件，也未获准发行资本补充债券，主要通过增资扩股方式补充资本。

　　合规经营面临挑战。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助贷新规”等政策对消费金融公司合规经营提出更高要求，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费金融公司合规成本。同时，消费金融公司在训练大模型调用数据时，需处理大量敏感信息（如身份、资产、信贷记录等），一旦安全措施不足，极易引发多维数据安全问题。此外，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已成为消费金融公司合规的“生命线”，消费者权益保护仍然任重道远。

　　美国、欧洲和日本作为全球消费金融发展的先行者，其行业起步早、发展历史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建设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消费金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消费金融是经济增长的产物，也深刻重塑着消费生态。美国作为消费金融发源地，19世纪就已出现农民分期购买农具的雏形；20世纪初，汽车工业崛起推动分期付款普及，例如，1919年通用汽车（GM）首创汽车消费信贷，大幅降低购买门槛，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洗衣机、冰箱等耐用品因产能提升、价格下降，纷纷采用分期模式，渗透率快速提升。20世纪50年代后，数据处理技术进步、立法监管完善与风控体系成熟共同推动了消费金融行业的爆发，信贷产品进一步拓展至旅游、教育等服务领域，消费者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产品与利率。欧洲消费金融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主因是工业革命积累的居民财富抑制借贷需求，且基督教节俭传统与借贷消费观念冲突。但二战后民生凋敝叠加产能过剩，迫使企业通过消费信贷出清库存，行业进入高速增长期。日本发展时间线与欧洲接近，早期由百货商店主导分期付款服务，形成以商业流通企业为核心的特色模式。20世纪70年代，欧美消费金融公司涌入改变民众消费观念，引发行业井喷，但因监管缺位导致过度借贷、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暴露粗放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美国是由厂商起源到多元化混业经营。最初美国的消费金融提供方是制造业厂商，在20世纪30年代，超过60%的汽车都是通过分期的方式购买的。而当前的市场主要参与者已经变成商业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其他还包括信用资产证券化机构、政府部门、其他存款机构等。商业银行（如花旗、摩根大通）占据消费信贷市场30%以上份额，主导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业务；专业化消费金融公司则依托场景开展业务。欧洲大多消费金融公司隶属于大型金融集团，服务于母体生态。如法国巴黎银行旗下的Cetelem，为欧洲最大消费金融公司，汇丰旗下的BENEFICIAL等。日本的消费金融市场主要有三类，一是消费者金融公司，以面向消费者的现金贷款为主要业务；二是信用卡公司，以面向消费者发行各类信用卡为主要业务；三是各流通集团旗下的信用销售公司，以发行各类赊销卡、为消费者提供在该流通集团内购买商品时的分期付款等赊销服务为主要业务。

　　日本在消费金融发展初期经历了野蛮扩张，非银行贷金机构一度高达1.4万家，但因长期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且监管缺位，导致过高利率（普遍超40%）、多重借贷和暴力催收这“消金三恶”肆虐，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为扭转乱象，2006年日本政府通过《贷金业法》修订实施阶梯式年化利率上限——10万日元以下贷款年化利率为20%、10万—100万日元为18%、超过100万日元为15%，并配套债务总量控制（不超过年收入1/3）和强制征信接入等组合拳。这一系列强力干预促使市场剧烈出清，机构数量锐减95%，但换来行业不良率降至2.5%以下和消费者破产率下降52%的长期稳定。这与我国在整顿调整期取缔现金贷合作、限制三方协议等措施的监管逻辑高度一致，但需警惕日本市场出清导致的信贷收缩风险。相比之下，美国的监管调整更具周期性、平衡特征：次贷危机后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推行严格贷款标准，并重罚违规机构，显著收紧市场；而2018年后为激活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法案》放宽中小机构监管、简化贷款流程，并允许金融科技公司申请全国性银行牌照。这种从危机后强化监管到适时适度松绑的“钟摆式”调整，体现了在风险防控与市场活力间寻求动态平衡的监管智慧。

　　美欧日的征信体系各有千秋，有市场导向的，也有政府主导的。在美国，其征信体系采用的是典型的市场主导模式，政府并不直接参与运营，而是完全交由私营机构提供征信服务。市场由三大巨头——益博睿（Experian）、艾克飞（Equifax）和环联（TransUnion）主导，它们凭借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构建覆盖全美近85%人口的庞大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信息维度极为广泛，不仅包含传统的信用卡还款记录、贷款违约等金融信用信息，还深入整合了社会不良记录、线上消费行为，甚至部分社交网络数据，从而勾勒出更为立体的个人信用画像。在日本，政府层面并未设立专门的个人征信监管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征信体系的主体建设任务主要由各行业协会承担。这些协会，如银行业协会、信贷业协会等分别牵头建立各自的信用信息中心，如日本银行个人信用信息中心、日本信用信息中心等，并通过信息中心为其会员机构提供服务。会员机构通过加入协会并遵循共享规则，在中心平台上进行个人及企业信用信息的交换与查询，本质上形成了一套基于会员制的、内部化的信用信息共享与使用机制，有效促进了行业内的风险防控。

　　保护消费者权益是消费金融监管的核心目标，欧美国家主要通过制度约束与能力提升双轨并进实现。在监管体系构建上，美国以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消费者权利保护为主旨，采取相对宽松的指导性原则：早期未设专门监管机构，仅通过20世纪60年代的产品利率限制、70年代的州级消费者保护法初步规范；2008年危机后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标志着监管体系成熟化，形成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系统性约束。在金融素养培育上，欧美日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能力培养生态。例如，美国2003年的《公平信用交易法案》要求制定国家金融教育战略，设立跨部门协调机构（FLEIC）；2010年CFPB下设教育办公室，提供覆盖各年龄段的金融规划课程。法国将金融教育嵌入国民体系：初中必修“经济与金融”课程，教授借贷风险识别等核心知识；央行开发情景化教育平台，通过模拟决策游戏强化实践能力；政府每年专项拨款制作警示广告，持续普及负债风险认知。

　　2023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倡导负责任金融理念，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金融机构践行负责任金融提供政策依据。目前，我国一些银行积极签署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发布的“负责任银行”原则，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未来，在高质量转型发展步伐加快的情况下，消费金融公司应以“普应适可而止，惠则永无止境”为目标，认真做好负责任消费金融的践行者。同时，国家相关部门、金融消费者也要采取措施，支持消费金融公司全面践行负责任消费金融。

　　负责任金融，核心在于确保金融服务供给与消费者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追求业务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并始终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置于首位，即适当性管理、可持续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原则和要求，完全适用于消费金融公司。

　　更加专注主责主业，促进消费金融更加普惠化、绿色化。坚持以服务客户需求、助力提振消费为核心工作，大力发展数字消费金融，进一步提高消费金融的可得性和便利度。同时，探索开发与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场景挂钩的专属信贷产品或优惠利率机制，精准地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客户体验；全面落实国家碳减排政策，优化组织架构、提高运营效率，减少因业务活动、产品和服务对人类与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要加强消费者适当性管理，将合适的贷款贷给合适的客户。要充分认识到，消费金融不是越下沉越好，“普惠”要有边界，对机构而言，存在能力边界；对消费者来说，存在债务边界，这两个边界都不能突破。要充分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对消费者需求进行针对性分析，提高消费者需求匹配的精准度，提升信贷审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从源头上减少“多头借贷”和过度授信等问题。同时，帮助消费者远离高利借贷、过度负债，珍惜个人信用。

　　坚持“以客为尊”，倡导理性借贷。贷款利率下行是大势所趋，消费金融公司应在成本与收益的微利平衡基础上，做好“惠无止境”服务，推动信贷产品利率逐步降低，适当下调产品和服务手续费，明示年化利率；优化贷后管理，坚持依法合规催收。尽管法律法规并未严格限制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但消费金融公司应主动将贷款年化利率压降至24%以下，对优质客户应实行更低利率。

　　持续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各项机制，加强对合作机构规范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普及消费金融知识，有效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将客户投诉率和不良贷款率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快构建“科技+消保”体系，探索将金融科技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效能。

　　支持消费金融公司设立科技子公司。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在相关文件指出，“鼓励科技领先金融机构向中小金融机构输出风控工具和技术服务”。通过金融科技能力强的大机构赋能，补齐中小机构的数智化基础能力，有利于金融高质量发展。但从近年大型金融机构设立科技子公司的实践看，似乎并未达到政策初衷，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型金融机构动力不足、生存压力不够，而且内部机制难以理顺。现实中，一些头部的消费金融公司有动力也有能力向中小金融机构输出风控工具和技术服务。金融监管部门可适时选择头部消费金融公司开展试点，支持消费金融公司在境内外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开展科技输出，赋能全行业提高数字化水平。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议金融管理部门在资本补充、产品创新、服务边界等方面，采取更多的支持政策，以更大力度支持消费金融公司良性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目前金融管理部门支持消费金融公司发行金融债券、ABS，有助于解决其资金问题，但没有解决资本问题。应支持消费金融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等，扩大资本补充来源，增强资本实力和服务能力。同时，放宽消费金融公司在汽车消费场景的限制，支持推出二手车贷款产品；支持消费金融公司向个体工商户发放经营性贷款等。2025年3月份以来，消费金融公司单笔贷款上限被阶段性提高至30万元，应将该措施长期化。

　　加强对“反催收联盟”的综合治理。“反催收联盟”等恶意逃废债行为近年来的确十分猖狂，而且呈现有组织、成规模、集团化等形式，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金融管理部门既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好金融机构合法权益。日常工作中，要注意区分消费者投诉和非消费者投诉，区分消费者合理投诉与不合理、不合规投诉。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投诉统计机制，对消费者和相关组织的不合理、不合规投诉，不应纳入投诉处理流程；对消费者和相关组织的重复投诉，应进行仔细甄别，不给“反催收联盟”等非法组织和行为以任何可乘之机。金融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加大对非法组织和行为的打击力度。

　　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采用以央行征信系统为主、以市场化征信机构为辅的模式，保证信用体系架构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同时，积极整合个人商业信用数据、消费行为数据等相关信息，加强消费金融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互联网公司、电商平台等的合作，形成完整准确、覆盖全面的消费者信息库。此外，要加大对消费金融领域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形成良好的信用理念和契约精神。当然，对近年来受客观因素影响导致信贷逾期的消费者，可按照法治化原则，在提供必要证明等前提下，有序开展续贷工作，或阶段性缩短其征信不良信息保存期限。

　　理性消费、合理借贷。一方面，坚持量入为出消费观。根据自身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做好收支筹划，合理发挥消费信贷产品的消费支持作用，养成良好的消费还款习惯，树立科学理性的负债观、消费观和理财观。另一方面，提高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意识。认真阅读合同条款，不随意签字授权，注意保管好个人重要证件、账号密码、验证码、人脸识别等信息。不随意委托他人签订协议、授权他人办理金融业务，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一旦发现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及时选择合法途径维权。

　　加强学习，提升素养。一方面，积极参与金融机构组织的各项金融知识普及活动，通过参加培训和自我学习，克服自身存在的金融信息面狭窄、风险辨别能力低和合规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不断增强金融基础知识和诚实守信意识。另一方面，避免盲目乐观，防止过于贪心，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自觉网上金融谣言和负能量现象，提高非法广告、非法集资、非法借贷、电信诈骗等的能力。（此文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5年第9期）

　　47年前，上海市政协召开五届一次全体会议，市政协工作全面恢复。大会闭幕后，市政协召集全体委员，拍下一张集体合影……9月29日，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包括这张珍贵合影在内的11件政协史料藏品，由收，市政协委员、对外友好界副召集人，民盟盟员邵楠捐赠给上海政协发展历程展示馆。市政协副主席陈群出席捐赠仪式，并为捐赠人颁发证书。

　　谈及捐赠初衷，邵楠表示，自己是收藏爱好者，尤其注重收藏史料。一次，他参与“上海政协发展历程展”筹备工作，发现展品中的实物不多，便下决心开始做这方面的收藏。颇费周折后，他收集到11件史料藏品，包括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合影、上海市第三届各代会工作报告（油印本）、各代会投票照片（1949年-1955年）等。

　　“希望这些史料物尽其用，发挥最大价值。”邵楠说，捐赠这批藏品，是为了帮助更多人了解政协的发展历程和作用，带动更多人参与文史资料征集。

　　仪式上，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主任张小松介绍捐赠人及捐赠背景。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姜迅向捐赠人表示感谢。

　　仪式由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小明主持。本次活动由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对外友好委员会举办。

　　朝鲜于１９４８年建国后，在苏联的支持下，金日成开始了一系列受到老百姓欢迎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包括分土地和把日本人的财产国有化。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南北方不可调和矛盾的结果，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愿朝鲜半岛落入对方手中。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战争结束后，朝鲜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努力，并在工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速度。然而，进入七十年代后，由于原油价格猛涨和科学技术作用的日益突出，由于坚持计划经济政策，一直拒绝引进外资，同时也禁止私人办企业，朝鲜的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金日成逝世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金正日出任劳动党。 大韩民国于１９４８年８月成立。五十年代，韩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承晚以朝鲜威胁为由拒绝进行政治改革。

　　１９６０年，由于韩国总统选举发生作弊事件，导致学生骚乱，李承晚被迫下台。但韩国政治换汤不换药，导致又一次的政治和１９６１年的军事政变。

　　八十年代，韩国经济出现迅猛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１９８７年１２月，韩国首次举行总统直选，卢泰愚上台。他一方面许诺进行政治改革，一方面许诺惩治腐败，并把矛头指向了他自己的政党和前任。

　　１９９３年２月，金泳三接替卢泰愚的总统职位后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彻底动摇了韩国的政商合一的政治传统，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也因腐败而下狱。 金大中当选总统后，许诺继续进行民主改革，惩治腐败，约束工业巨头的政治特权。上台伊始，金大中便公开宣称，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谈，并帮助朝鲜重建经济。如今，金大中将于６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前往平壤，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举行高峰会晤。但愿这是朝鲜半岛实现真正和平的开始。(北京晨报)

　　本文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历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复苏，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探索前行，再到新世纪的内涵建设与体系优化，以及新时代的高质量跨越，系统梳理了职业教育在政策推动、体系构建、办学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发展脉络，揭示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总结发展成就与经验，展望未来发展方向，为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与理论支撑。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与结构转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迈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协同发展。这一伟大变革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持续且深刻的需求，促使其不断改革创新，以适应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新要求。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恢复重建起步，历经规模扩张、内涵提升、体系完善等阶段，逐步构建起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了从层次教育向类型教育的重大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清晰把握其发展轨迹与内在逻辑，总结成功经验与教训，更为未来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与实践指导，对推动我国产业升级、促进就业创业、实现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8 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国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期。然而，职业教育领域却深陷 “文革” 造成的困境。十年动荡中，职业教育体系几乎被摧毁，中等职业学校数量从 1965 年的 7294 所锐减至 1978 年的 3100 余所，在校生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从 53.2% 暴跌至 7.6%，中等教育结构呈现 “重普教、轻职教” 的严重失衡状态。技工教育损失尤为惨重，1978 年全国技工学校仅存 581 所，较 1965 年减少 62%，许多行业的技术传承链条濒临断裂。

　　与此同时，经济建设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如火山喷发。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营企业扩大自主权，外资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形成 “三驾马车” 拉动就业的格局。1985 年，全国工业企业从业人员达 8349 万人，较 1978 年增长 34%，但熟练技工缺口超过 1200 万人。纺织、机械、电子等支柱产业普遍面临 “有设备缺人才” 的困境，某汽车制造厂曾因缺乏合格焊工导致进口生产线闲置半年，这类案例在当时屡见不鲜。

　　教育供给与经济需求的尖锐矛盾，催生了职业教育复苏的迫切性。1979 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太薄弱了，要切实办好”，为职业教育的恢复发展定下基调。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不仅承担着填补人才缺口的现实任务，更成为打破 “读书无用论”、重塑社会技能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1980 年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节点。国务院批准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犹如一剂强心针注入沉寂的职业教育领域。该报告首次提出 “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 的方针，要求将部分普通高中改建为职业中学，并明确 “三五年内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 的阶段性目标。此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983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调整和改革中学教育的意见》，细化职业高中建设标准；1985 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是里程碑式文件，首次提出构建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的概念，将职业教育从 “补充地位” 提升至 “与普通教育并行” 的战略高度；199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职业技术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其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优化教育结构的核心作用。

　　中专教育：1980 年教育部召开全国中等专业教育工作会议，恢复中专招生考试制度，到 1990 年全国中等专业学校达 3982 所，在校生 186 万人，较 1978 年增长 217%。重点建设的 88 所部属中专成为行业人才培养基地，如哈尔滨船舶工程学校（现哈尔滨工程大学高职学院）为造船工业输送了数万名技术骨干。

　　技工学校：劳动部门主导的技工教育快速恢复，1985 年全国技工学校达 3548 所，在校生 98 万人，形成 “行业办校为主、企业办校为辅” 的格局。机械工业部系统的 “十大重点技校” 率先推行 “模块化技能训练”，成为技工教育改革样板。

　　职业高中：这一时期最具创新性的教育形态，通过 “普高改办”“新建” 两种方式快速扩张。1983 年北京劲松职业高中成立，开创 “一个专业对接一个行业” 的办学模式；山东平度职业高中首创 “半工半读” 制度，学生通过勤工俭学解决学费问题，这种模式在农村地区迅速推广。到 1990 年，全国职业高中达 8502 所，在校生 415 万人，超过中专和技校总和。

　　高等职业教育在探索中起步。1980 年，教育部批准建立首批 13 所职业大学，如南京金陵职业大学、天津职业大学等，这些学校以 “收费、走读、不包分配” 为特色，面向地方经济培养应用型人才。1985 年，职业大学增至 128 所，开设专业覆盖机械、电子、建筑等 20 多个领域，虽然办学条件简陋（多数借用普通高校校舍），但开创了 “高职教育” 的中国范式。

　　与此同时，社会力量开始涉足职业教育领域。1983年，新东方烹饪学校的前身——成都市新东方烹饪技能培训部成立，标志着民办职业技能培训的萌芽，为市场提供了灵活的技能补充培训渠道。夜大学与广播电视大学的职业教育功能在此时期凸显。1979 年，教育部《关于举办职工、农民高等院校审批程序的暂行规定》推动夜大复苏，这类院校以 “职业性” 为核心特征，80% 以上专业为工科和应用型文科。以上海交通大学夜大学为例，1982 年开设的机械制造、电器工程等专业，专门面向工业企业在职职工，采用 “每周三晚 + 周日全天” 的授课模式，到 1990 年累计培养 3.2 万名技术骨干，其中 70% 获得技师以上职称。

　　广播电视大学则构建起覆盖全国的职业教育网络。1979 年 2 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正式开学，首批开设机械制造、电子技术等 6 个工科专业，通过卫星转播课程，在全国 28 个省建立分校。电大采用 “学分制 + 实践考核” 模式，学生需完成 30% 课时的企业实习才能毕业。到 1985 年，全国电大在校生达 63 万人，其中 85% 是在职职工，成为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 “空中课堂”。1988 年，电大系统开始举办中等职业教育，针对乡镇企业开设 “乡镇企业管理”“农村机电” 等专业，年培养量超过 10 万人，有效缓解了农村技术人才短缺问题。

　　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的重建为职业教育提供师资保障。1980 年，教育部在天津、山东等 6 省市恢复或新建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校），其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成为标杆，首创 “双师型” 教师培养模式 —— 学生既需取得大学毕业证书，也要获得相关工种的中级工以上证书。1985 年，全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达 18 所，同时有 52 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技术教育师范专业，年培养职教师资 8000 余人。1987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建设的意见》，规定职业技术师范院校需配备不少于 30% 的 “行业专家型” 兼职教师，推动了师资培养与行业需求的对接。

　　在职业教育体系重建过程中，夜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凭借其开放性、灵活性，成为在职人员技能提升的重要平台，构建起职业继续教育的特殊阵地。

　　夜大学的复苏与职业技能培训紧密相连。1979 年，教育部明确要求 “恢复和发展夜大学，重点培养应用型人才”，各地高校纷纷响应。上海交通大学夜大学在机械制造专业开设 “数控机床操作” 特训班，聘请上海机床厂的高级技师担任实践导师，采用 “每周 3 晚理论学习 + 周六全天工厂实训” 的模式，1983-1985 年间为上海地区培养了 800 余名数控机床操作人员，缓解了当时外资企业的技术人才短缺。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夜大学则针对中小学职业教育师资短缺问题，开设 “职业教育概论”“手工技艺” 等课程，1986 年培养的首批 120 名毕业生，全部充实到北京市职业高中的教学岗位。

　　夜大学的职业教育呈现 “三贴近” 特点：贴近行业需求（85% 的专业对接地方支柱产业）、贴近岗位要求（课程设置中实践课时占比达 40%）、贴近学员实际（采用弹性学分制，允许学员分阶段完成学业）。1988 年，全国成人夜大学中开设职业技术类专业的院校达 427 所，年招生 18.6 万人，其中 70% 的学员来自企业一线，毕业后平均工资增幅达 35%，职业教育的经济价值初步显现。

　　广播电视大学以技术赋能职业教育普及。1982 年，中央电大开设 “机械制造基础”“电工电子技术” 等通用性技术课程，通过录像带和广播授课，解决了偏远地区职业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新疆电大在克拉玛依油田设立教学点，将石油开采技术课程录像带配上尔语解说，培养了 300 余名本地石油技工，改变了该油田长期依赖内地技术支援的状况。

　　1985 年，中央电大与国家劳动总局合作推出 “全国职工技能培训电视课程”，涵盖车工、钳工、焊工等 12 个工种，制作教学录像带 230 余小时，通过各地电视台播放，累计收看人次超 5000 万。这种 “电视教学 + 本地实训” 的模式，在乡镇企业中尤为受欢迎，浙江温州的乡镇企业通过组织职工收看课程，使产品合格率从 60% 提升至 85%。到 1990 年，电大系统累计培养职业技术类毕业生 42 万人，其中 80% 在中小企业就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技术骨干。

　　职业教育的复苏，关键在师资。1980 年，教育部在《关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几点意见》中特别强调：“没有合格的职业教育师资，就没有合格的职业教育”，由此启动了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体系的重建工程。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的探索具有标杆意义。该校 1980 年建校之初就确立 “动手能力与理论水平并重” 的培养目标，机械制造专业学生需通过 “车工 - 铣工 - 钳工” 三项技能考核才能毕业。1984 年，该校首创 “职业技术教育学” 本科专业，开设 “职业教育心理学”“技能形成原理” 等特色课程，培养既懂教育又通技术的复合型师资。1985 年，该校与天津第一机床厂共建 “师资实训基地”，安排师范生长期参与企业技术改造，其中 1986 届毕业生参与研发的 “数控车床调试技术”，被纳入职业高中的教学内容。

　　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形成 “多层次、多渠道” 培养格局：本科层面有 18 所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专科层面有 35 所职业技术师范专科学校，同时依托 52 所普通高校举办职业教育师资班。1987 年，教育部组织编写首批职业技术师范教育教材 48 种，其中《职业教育教学法》首次系统阐述了 “做中学、学中做” 的职业教育教学规律。

　　为解决师资短缺的燃眉之急，各地还开展 “双师型” 教师培养专项计划。辽宁省 1985 年启动 “千名技师进课堂” 工程，从企业选聘 1200 名高级技师担任职业高中兼职教师，同时选送 800 名职业高中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形成 “双向交流” 机制。这种 “实践导向” 的师资培养模式，使职业高中专业教师中具备行业实践经历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15% 提升至 1992 年的 58%。

　　1992 年，全国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在校生达 3.2 万人，年培养师资 1.2 万人，基本满足了职业教育复苏阶段的师资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些院校确立的 “技术素养 + 教育能力” 的培养标准，为后续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探索出多种 “教劳结合” 模式，形成政府主导、行业参与、校企联动的办学格局。

　　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的 “厂校合一” 模式在工科领域成效显著。1982 年，第一机械工业部颁布《机械工业中等专业学校管理办法》，要求部属中专必须建立 “教学工厂”，学生在校期间需完成半年以上的生产实习。沈阳机电工业学校（现沈阳职业技术学院）与沈阳机床厂共建 “教学车间”，将企业的生产任务转化为教学项目，学生参与生产的产品合格率达 92%，这种模式被称为 “真刀真枪的技能训练”。据统计，1985 年全国工科中专的教学工厂年产值达 4.2 亿元，既降低了教学成本，又提高了学生实践能力。

　　农村职业教育的 “基地 + 农户” 模式颇具特色。江苏无锡县（现锡山区）农业职业中学建立 “三园两场”（植物园、果园、菜园、养殖场、加工厂），学生通过经营基地掌握农业技术，再指导周边农户。该校 1983 年培养的 50 名毕业生，带动所在乡镇发展大棚蔬菜种植 2000 多亩，亩均增收 300 元以上。这种 “教学 - 生产 - 服务” 一体化模式，使农村职业中学在 80 年代中期达到 1.2 万所，在校生 580 万人，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 “技术推广站”。

　　夜大和电大则探索出 “工学交替” 的弹性学习模式。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夜大学与首都钢铁公司合作，将轧钢专业课程分解为 “理论模块” 和 “实践模块”，学员先在企业实践 3 个月，再回校学习相关理论，这种 “做中学” 模式使课程完成率从 65% 提升至 92%。电大系统首创 “多媒体教学 + 企业实训” 模式，1986 年推出的 “家用电器维修” 专业，通过录像带教学与定点维修站实习相结合，培养了 12 万名维修人员，缓解了当时家电普及带来的维修人才短缺问题。

　　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创新 “双师型” 教师培养路径。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现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实行 “双导师制”，每位师范生除校内导师外，还配备一名企业技术骨干作为实践导师，需在企业完成不少于 1 年的顶岗实践。该校 1988 届机械专业毕业生中，85% 同时获得钳工中级证书，成为职业中学的 “既能讲理论、又能教操作” 的骨干教师。

　　与此同时，在政策边缘地带，少量由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始零星出现，主要集中在烹饪、缝纫、家电维修等贴近民生的领域，成为民办职业教育的雏形，填补了学历职业教育在灵活性和针对性上的部分空白，为市场经济时期民办职业教育的兴起积累了初步经验。

　　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业教育仍存在局限性。专业设置由政府部门统一审批，调整周期长达 2-3 年，难以适应市场变化。例如，80 年代中期电子产业快速发展，但多数职业学校仍按 1980 年的专业目录培养电子管技术人才，导致晶体管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此外，企业参与教育的积极性依赖行政指令，缺乏市场化激励机制，随着 80 年代后期企业自主权扩大，部分校企合作出现 “学校热、企业冷” 的现象。这些问题，为 90 年代职业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埋下伏笔。

　　到 1992 年，职业教育已初步形成 “中高职衔接、职前职后贯通” 的体系框架：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 762 万人，占高中阶段比例回升至 46.1%；职业大学发展到 161 所，年招生 7.2 万人；夜大、电大的职业教育类在校生突破 50 万人；职业技术师范院校年培养师资 1.2 万人。这个从废墟上重建的教育体系，为 90 年代市场经济转型期的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5 年，中美合作实施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项目”（CVTEP），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 1200 万美元援助，在河北、辽宁等 5 省建立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引进模块化课程开发技术。辽宁省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中心运用该技术开发的 “汽车维修” 课程，将知识点分解为 28 个可操作的学习单元，被全国 80 余所职业学校采用。

　　国际交流也推动了职业资格制度的探索。1988 年，劳动部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合作，在青岛建立 “中德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引入德国工商会（IHK）的技能认证标准，首批培训的 120 名焊工中，86 人获得 IHK 证书，成为外资企业的 “抢手人才”。这种 “国际标准本土化” 的尝试，为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到 1992 年，我国已与 23 个国家建立职业教育合作关系，引进职业教育课程 120 余门，培训骨干教师 5000 余人次。国际经验的本土化改造，加速了我国职业教育从 “经验型” 向 “科学化” 的转变，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注入了国际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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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鲁彬之 责任编辑：艾格 统筹：刘莉 策划：雨萌 创意：舒洁 审稿：翠丹 摄影：魏道 摄像：崔桠狄 后期：张颖 美工：晓曼 技术：龚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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